四百六十三章 大计划(五)
这两个字对于后人会有神奇般的魔力。
但不急,这时情形会让后人很失望,整个大殿茫然,赵祯也茫然,问:“包拯?”
王拱辰推荐上来的,但王拱辰不在,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,没有一个人在意。
“此人恭良,”郑朗没有说天长断牛的事,这件案子太普通了,而是说包拯在端州的一些事迹。
赵祯说道:“朕也想起来,为此朕还下过诏书,让端州官吏不得苛剥百姓无辜献端砚。传包拯谨见。”
一会包拯被带了进来。
形象也会让后人失望,不是包黑子,也没有月亮印记,一个小白脸,而且是一个小矮子,只有一米六。真正的短小精悍。郑朗留心过,他心中十分也失望,与后来电视里包拯形象反差太大了。这使他想到了张飞,一个美男子,世家子弟,但在后人心中,却是一个大黑个子,杀猪卖狗的武夫。
包拯也茫然,他官职太小,大殿里坐的是什么人,皇上,满朝宰相,召自己来做什么?
但他很有胆气的,居然不惧,从容上来说道:“臣拜见陛下。”
“你就是包拯?”
“臣是。”
“朕若让你出使西夏,你害怕不害怕?”
包拯更是一头雾水,出使西夏这样的大事,与自己有什么关系?不过他还是答道:“臣不怕。”
“所持何为?”
“替主上分忧,替国家争利,据理力争。”
“朕听了你在端州的一些事,做得很好。”
“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,为官之道,无非六字,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。”
“咦,”赵祯讶然,然后用眼睛盯着包拯细看,不错啊,能说出这六字,何其不易,又说道:“你坐下吧。”
“谢过陛下,”包拯坐在末席,态度一直很从容,这让赵祯更欢喜。
但郑朗未必有多高兴,这个包黑子,可是一个很认死理的人,千万以后别盯上自己,那会很头痛很头痛的……赵祯又问道:“郑卿,你认为夏使怎么办?”
“简单,据礼以待,不必太过恭顺,我朝是上国,是战胜国,不是下国,不是战败国,无需害怕,也不必刻意慢怠,将他们送回去,让元昊反思,想和,让他拿出诚意,如果再欲壑难填,所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负责。臣也料定元昊必和,契丹人一旦大兵压境,那怕我们不给他原来的九条待遇,他也必和。除非他想做阶下囚,做契丹的奴隶,彻底将国家交给契丹,自己做契丹的一个属臣。我朝对西夏优待如此,他都生反意,怎能甘心做契丹的阶下囚。只要西北不出兵相压,必与我朝议和。主动权在我,形势我朝虽恶劣,但西夏比我朝更恶劣。请陛下勿用担心。而且国内有那么多事务,不能再为西夏这几个小小使者耽搁。”
“就依郑卿之意。”赵祯说道。
郑朗的想法颇与赵祯吻合。事实在史上经过多次谈判,尽管晏殊等文臣一力要求迅速和议,给赵祯很大压力,赵祯最终挺了过来,虽最后的议和离郑朗预想的要远,但比元昊提出的十一条要好得多。而且那时宋朝于定川寨战败,形式比现在恶劣。史书批评赵祯是不对的,一是战败,二是软弱的文臣占着主体,三是国家压力。赵祯不得不屈辱的选择后来史上和议。
晏殊嘴张了张,郑朗说道:“晏相公,我知道你也为国家形势担忧,无妨,对元昊我很了解,请相信我。”
语气说得很委婉,给晏殊一个台阶下。
晏殊不是一无是处,能做到首相,还能差吗,说道:“行知,事关国家安危,不可莽撞行事啊。”
实际已经屈服,不仅辨不过郑朗,他也看出赵祯的心意,不想就此苟和,于是借梯而下,省得自找没趣。
“晏相公,请放心,我虽然才学远不及晏相公,德艹不及范相公,处理吏事之能又不及吕相公,但我做事一向有自知之明,也自知力不足,所以力求谨慎之道,没有把握的事,我向来不做的。况且在这大殿之上,有陛下有诸位相公见证。”
纠缠了十几天的西夏使者事件迅速定落。
这件事带来很大的影响,加速两党的分化,还有,郑朗无形中的影响也在扩大,一些有作为的大臣也在反思,一是郑朗的务实,二是郑朗的用事实来说话。
吕夷简在家中也表示支持,赵祯派人询问,吕夷简说了一句:“朝廷已得人,何须问臣。”
赵祯心意已定,婉拒西夏人提出的无理要求,但对西夏使者十分礼遇,送行时,让夏使坐于枢密院班后,已经是高高在上了。又派大理寺丞张子奭为秘书丞,包拯为礼部员外郎,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。
郑朗不喜,还是这个张子奭,但不好说得过份,现在张子奭没有劣迹,他还是张齐贤的孙子,出身名门,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又有包拯在侧,不会出大问题,于是隐忍不发。眼下的事又分了他的心,要使自己的改革有说服力,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。不但需要三衙支持,还需要开封府支持。开封知府是李淑,也就是李若谷的儿子。
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,警慧过人,博习诸书,详练典故,也是一个神童,十二岁宋真宗命其作诗,奇之,赐童子出身。于开封府时善用吏人,政无淹滞。不过这也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小人,比贾昌朝更阴险,郑朗与他共事,牵连又广,不得不打起二十分精神,小心翼翼。
况且包黑子同行,想一想包拯三弹张尧佐、强参张方平、怦击宋祁、严惩张可久、力参任弁、七斗王逵,想想就让人畏惧啊。只要张子奭这小子这次敢收元昊的贿赂,就等着死吧!
但还有人不满意,也不放心,蔡襄进言道:“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,近授参知政事,不会巡边了。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,其言骄慢,必无可从之理。朝廷既罢送之,其势必举兵,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,时候渐寒,边事益起,安危之机,在此一举。范仲淹久留边郡,威名在敌。若早令将陛下之威,经制事宜,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。或者坚守城寨,使贼远来无所掳掠,也能挫贼之锐气。边将虽多,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。柄臣之中,莫如仲淹自行,望于西使未行之间,早派仲淹巡无,无使后来以失大计。”
其实边臣当中,郑朗最盛,韩琦也不弱,但范仲淹是大哥大,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。
欧阳修又说道:“闻如定等不久放还,以为此来议和未满,骄贼猖獗,必然一怒会至边寇。睹闻朝廷差范仲淹、田况为宣抚使,以镇河北陕西,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,于是亲自请行,不知是否(真急啊,为什么不通知他呢?大笑)以臣愚见,不如派仲淹速去,琦与仲淹、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,材识俱堪信用。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,尤为众所推伏。若仲淹外抗寇兵,琦朗居中应副,必能共济大事。等边防稍定,不三两月,可以还朝,既先消弭外虞,可渐修于阙政。今边事是目下之急,不可迟缓,以失事机。伏望圣断,速派仲淹去,以备不测。”
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,可他又做了坏事,为什么说韩琦、范仲淹、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?郑朗无所谓,还让功呢。可是韩琦怎么想?
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,一切皆放在韩琦心中……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,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,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,没有心思去西北,于是韩琦先是说了一句:“贼请和无他,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。但贼未能达其望,必乘怒盗边,当速派仲淹去河东,臣正是壮年,可以预备奔走。中师乃宿旧大臣,不用劳往也。”
郑朗有郑朗的说法,晏殊有晏殊的说法,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,赵祯头痛万分,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,并给空名宣头百道,以备赏功。只要立功,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,不必经过朝廷允许,便可升官奖赏。
欧阳修又呈一谏,说道:“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,累有奏论,为见天下空虚,全无武备,直指后汉、隋、唐亡国之相,皆兵革未兴,而盗贼继起,不能扑灭,遂至横流。又见国家纲纪败坏,政令宽弛,赏罚不立,善恶不分,体弱势危,可忧可惧。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,峻行责下之法。又闻搢绅之内,忧国者多有封章,皆论贼事,臣以为朝廷见形患,闻众多之言,必动于心,略知恐惧。
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,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。郑朗破王伦之后,更不讲求御贼之策。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,却不知前贼虽灭,后贼更多。建昌一伙四百余人,桂阳监一伙七百余人,其余池州、解州、邓州、南京等处,各有强贼不少。建旗鸣鼓,白曰入城,官吏逢迎,饮食宴乐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朝廷无赏罚,都不足畏惧。于是盗贼出没,不能禁止。臣恐上下因循,曰过一曰,国家政令转弱,盗贼威势转强,使畏贼者多,忠于国家者少,天下之势,从此去矣。
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,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,及巡检、县尉不肯用心,曾有论奏,其言甚切。臣旧识张师锡,其人乃是一个恬静的长者,迟缓优柔,不肯生事,今天尚有论奏,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,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。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,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,以患为乐,以危为安。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,遂生抚寇之意。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,遂人怠慢之心。臣近曾求对于便殿,看到陛下语及贼事,及退,却见宰辅闲暇从容,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。
今建昌、桂阳贼数不少,危害远胜王伦,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。自京城发兵,道路不及,外处发兵,则处处无兵。想请求严敕大臣,鉴此已成难救之患,速讲御盗之法,颁行天下,使四方渐为备御,早早谋划,扑灭诸处盗贼。自有贼以来,群臣上言者,皆为宽法,所以不肯用心捉贼,请求朝廷乞行峻法。近曰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(价半贯多一点),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。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,再请择其长者,讲定法制。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,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,此乃社谡安危所在。”
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。
但想赵祯用苛法,难于登青天。
赵祯的仁爱与软,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,也成就一批敢言的大臣,并且福泽百姓,难说好坏。
盗贼四起,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,战争与旱情是一个导火索,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。总之,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,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。但想治水,必须泄水。这一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。
并且这一奏让郑朗很担心,中间说了一句,外处就拨,则处处无兵,对赵祯影响很大,于是和平之后,赵祯一直不同意裁军。
不能再拖下去,早朝时,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站出来说道:“陛下,前曰王伦为贼,从沂州辗转到高邮,周边相关十几个州府军,有驻兵一万多人,却不能扑灭。不是贼势很大,否则臣不会仅率两百余人,就将贼镇压。请于朝会过后,都堂臣进言之。”
庞大的计划终于拉开帷幕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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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急,这时情形会让后人很失望,整个大殿茫然,赵祯也茫然,问:“包拯?”
王拱辰推荐上来的,但王拱辰不在,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,没有一个人在意。
“此人恭良,”郑朗没有说天长断牛的事,这件案子太普通了,而是说包拯在端州的一些事迹。
赵祯说道:“朕也想起来,为此朕还下过诏书,让端州官吏不得苛剥百姓无辜献端砚。传包拯谨见。”
一会包拯被带了进来。
形象也会让后人失望,不是包黑子,也没有月亮印记,一个小白脸,而且是一个小矮子,只有一米六。真正的短小精悍。郑朗留心过,他心中十分也失望,与后来电视里包拯形象反差太大了。这使他想到了张飞,一个美男子,世家子弟,但在后人心中,却是一个大黑个子,杀猪卖狗的武夫。
包拯也茫然,他官职太小,大殿里坐的是什么人,皇上,满朝宰相,召自己来做什么?
但他很有胆气的,居然不惧,从容上来说道:“臣拜见陛下。”
“你就是包拯?”
“臣是。”
“朕若让你出使西夏,你害怕不害怕?”
包拯更是一头雾水,出使西夏这样的大事,与自己有什么关系?不过他还是答道:“臣不怕。”
“所持何为?”
“替主上分忧,替国家争利,据理力争。”
“朕听了你在端州的一些事,做得很好。”
“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,为官之道,无非六字,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。”
“咦,”赵祯讶然,然后用眼睛盯着包拯细看,不错啊,能说出这六字,何其不易,又说道:“你坐下吧。”
“谢过陛下,”包拯坐在末席,态度一直很从容,这让赵祯更欢喜。
但郑朗未必有多高兴,这个包黑子,可是一个很认死理的人,千万以后别盯上自己,那会很头痛很头痛的……赵祯又问道:“郑卿,你认为夏使怎么办?”
“简单,据礼以待,不必太过恭顺,我朝是上国,是战胜国,不是下国,不是战败国,无需害怕,也不必刻意慢怠,将他们送回去,让元昊反思,想和,让他拿出诚意,如果再欲壑难填,所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负责。臣也料定元昊必和,契丹人一旦大兵压境,那怕我们不给他原来的九条待遇,他也必和。除非他想做阶下囚,做契丹的奴隶,彻底将国家交给契丹,自己做契丹的一个属臣。我朝对西夏优待如此,他都生反意,怎能甘心做契丹的阶下囚。只要西北不出兵相压,必与我朝议和。主动权在我,形势我朝虽恶劣,但西夏比我朝更恶劣。请陛下勿用担心。而且国内有那么多事务,不能再为西夏这几个小小使者耽搁。”
“就依郑卿之意。”赵祯说道。
郑朗的想法颇与赵祯吻合。事实在史上经过多次谈判,尽管晏殊等文臣一力要求迅速和议,给赵祯很大压力,赵祯最终挺了过来,虽最后的议和离郑朗预想的要远,但比元昊提出的十一条要好得多。而且那时宋朝于定川寨战败,形式比现在恶劣。史书批评赵祯是不对的,一是战败,二是软弱的文臣占着主体,三是国家压力。赵祯不得不屈辱的选择后来史上和议。
晏殊嘴张了张,郑朗说道:“晏相公,我知道你也为国家形势担忧,无妨,对元昊我很了解,请相信我。”
语气说得很委婉,给晏殊一个台阶下。
晏殊不是一无是处,能做到首相,还能差吗,说道:“行知,事关国家安危,不可莽撞行事啊。”
实际已经屈服,不仅辨不过郑朗,他也看出赵祯的心意,不想就此苟和,于是借梯而下,省得自找没趣。
“晏相公,请放心,我虽然才学远不及晏相公,德艹不及范相公,处理吏事之能又不及吕相公,但我做事一向有自知之明,也自知力不足,所以力求谨慎之道,没有把握的事,我向来不做的。况且在这大殿之上,有陛下有诸位相公见证。”
纠缠了十几天的西夏使者事件迅速定落。
这件事带来很大的影响,加速两党的分化,还有,郑朗无形中的影响也在扩大,一些有作为的大臣也在反思,一是郑朗的务实,二是郑朗的用事实来说话。
吕夷简在家中也表示支持,赵祯派人询问,吕夷简说了一句:“朝廷已得人,何须问臣。”
赵祯心意已定,婉拒西夏人提出的无理要求,但对西夏使者十分礼遇,送行时,让夏使坐于枢密院班后,已经是高高在上了。又派大理寺丞张子奭为秘书丞,包拯为礼部员外郎,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。
郑朗不喜,还是这个张子奭,但不好说得过份,现在张子奭没有劣迹,他还是张齐贤的孙子,出身名门,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又有包拯在侧,不会出大问题,于是隐忍不发。眼下的事又分了他的心,要使自己的改革有说服力,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。不但需要三衙支持,还需要开封府支持。开封知府是李淑,也就是李若谷的儿子。
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,警慧过人,博习诸书,详练典故,也是一个神童,十二岁宋真宗命其作诗,奇之,赐童子出身。于开封府时善用吏人,政无淹滞。不过这也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小人,比贾昌朝更阴险,郑朗与他共事,牵连又广,不得不打起二十分精神,小心翼翼。
况且包黑子同行,想一想包拯三弹张尧佐、强参张方平、怦击宋祁、严惩张可久、力参任弁、七斗王逵,想想就让人畏惧啊。只要张子奭这小子这次敢收元昊的贿赂,就等着死吧!
但还有人不满意,也不放心,蔡襄进言道:“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,近授参知政事,不会巡边了。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,其言骄慢,必无可从之理。朝廷既罢送之,其势必举兵,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,时候渐寒,边事益起,安危之机,在此一举。范仲淹久留边郡,威名在敌。若早令将陛下之威,经制事宜,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。或者坚守城寨,使贼远来无所掳掠,也能挫贼之锐气。边将虽多,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。柄臣之中,莫如仲淹自行,望于西使未行之间,早派仲淹巡无,无使后来以失大计。”
其实边臣当中,郑朗最盛,韩琦也不弱,但范仲淹是大哥大,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。
欧阳修又说道:“闻如定等不久放还,以为此来议和未满,骄贼猖獗,必然一怒会至边寇。睹闻朝廷差范仲淹、田况为宣抚使,以镇河北陕西,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,于是亲自请行,不知是否(真急啊,为什么不通知他呢?大笑)以臣愚见,不如派仲淹速去,琦与仲淹、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,材识俱堪信用。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,尤为众所推伏。若仲淹外抗寇兵,琦朗居中应副,必能共济大事。等边防稍定,不三两月,可以还朝,既先消弭外虞,可渐修于阙政。今边事是目下之急,不可迟缓,以失事机。伏望圣断,速派仲淹去,以备不测。”
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,可他又做了坏事,为什么说韩琦、范仲淹、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?郑朗无所谓,还让功呢。可是韩琦怎么想?
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,一切皆放在韩琦心中……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,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,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,没有心思去西北,于是韩琦先是说了一句:“贼请和无他,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。但贼未能达其望,必乘怒盗边,当速派仲淹去河东,臣正是壮年,可以预备奔走。中师乃宿旧大臣,不用劳往也。”
郑朗有郑朗的说法,晏殊有晏殊的说法,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,赵祯头痛万分,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,并给空名宣头百道,以备赏功。只要立功,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,不必经过朝廷允许,便可升官奖赏。
欧阳修又呈一谏,说道:“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,累有奏论,为见天下空虚,全无武备,直指后汉、隋、唐亡国之相,皆兵革未兴,而盗贼继起,不能扑灭,遂至横流。又见国家纲纪败坏,政令宽弛,赏罚不立,善恶不分,体弱势危,可忧可惧。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,峻行责下之法。又闻搢绅之内,忧国者多有封章,皆论贼事,臣以为朝廷见形患,闻众多之言,必动于心,略知恐惧。
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,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。郑朗破王伦之后,更不讲求御贼之策。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,却不知前贼虽灭,后贼更多。建昌一伙四百余人,桂阳监一伙七百余人,其余池州、解州、邓州、南京等处,各有强贼不少。建旗鸣鼓,白曰入城,官吏逢迎,饮食宴乐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朝廷无赏罚,都不足畏惧。于是盗贼出没,不能禁止。臣恐上下因循,曰过一曰,国家政令转弱,盗贼威势转强,使畏贼者多,忠于国家者少,天下之势,从此去矣。
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,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,及巡检、县尉不肯用心,曾有论奏,其言甚切。臣旧识张师锡,其人乃是一个恬静的长者,迟缓优柔,不肯生事,今天尚有论奏,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,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。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,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,以患为乐,以危为安。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,遂生抚寇之意。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,遂人怠慢之心。臣近曾求对于便殿,看到陛下语及贼事,及退,却见宰辅闲暇从容,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。
今建昌、桂阳贼数不少,危害远胜王伦,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。自京城发兵,道路不及,外处发兵,则处处无兵。想请求严敕大臣,鉴此已成难救之患,速讲御盗之法,颁行天下,使四方渐为备御,早早谋划,扑灭诸处盗贼。自有贼以来,群臣上言者,皆为宽法,所以不肯用心捉贼,请求朝廷乞行峻法。近曰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(价半贯多一点),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。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,再请择其长者,讲定法制。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,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,此乃社谡安危所在。”
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。
但想赵祯用苛法,难于登青天。
赵祯的仁爱与软,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,也成就一批敢言的大臣,并且福泽百姓,难说好坏。
盗贼四起,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,战争与旱情是一个导火索,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。总之,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,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。但想治水,必须泄水。这一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。
并且这一奏让郑朗很担心,中间说了一句,外处就拨,则处处无兵,对赵祯影响很大,于是和平之后,赵祯一直不同意裁军。
不能再拖下去,早朝时,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站出来说道:“陛下,前曰王伦为贼,从沂州辗转到高邮,周边相关十几个州府军,有驻兵一万多人,却不能扑灭。不是贼势很大,否则臣不会仅率两百余人,就将贼镇压。请于朝会过后,都堂臣进言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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