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百十五章 陈留桥
四月牡丹未谢,槐花雪始起。
郑朗上了一谏,让欧阳修主持谈判百姓回归事宜。这件事有些难办,筑城实际对宋朝危害不大,人家是对付西夏的,两城用来存放备战物资,但能说出一个道理。盟约上清楚地写着,边境不可筑城,不可修筑壕沟,不可增兵驻守。百姓却是宋朝需要的,毕竟理论上宋朝重视内治,人人皆在喊以人为本。不提罢,装聋作哑,一提这些百姓也算是宋朝子民,从西夏逃回来多不容易?
关健他们是从西夏逃来的,不是从宋境出发的百姓,甚至里面裹着一部分西夏原住民,说不清楚。
郑朗写了一份国书,递到契丹,但还不够,想要契丹人同意,这次来使也要提出,谈判难度大,但谈好了便是一份不小的功劳。与契丹谈判还谈赢了,那怕是分厘之功,也是大功!
大家愕然。
实际相比于欧阳修的种种进谏,即便郑朗于朝会上进行争执,语气也委婉得多。虽然你说错了,也是好心一片,要深思啊,不能乱说。再看看欧阳修的奏折,歼邪,小人,秽臣,阴险……派欧阳修做使者,与契丹西夏谈判也是最好的人选。
他做谏臣,能将满朝上下磨得仙仙欲死,但做使者,同样能将两国使者折磨得痛不欲生。而赵祯朝以前诸使者当中,除富弼外,其他人都显得偏软,以至外交黯淡一片,屡屡失去节制。
契丹使者到,契丹王后派监门卫上将军萧忠孝、利州观察使刘从顺,契丹皇帝派始平节度使萧诣、高州观察使赵柬之来到京城贺乾元节。
欧阳修也让郑朗弄得仙仙欲死。
郑朗滑不溜手,想找毛病,不容易找,即便不顾后果,让其他人弹劾郑朗有失朝仪,弄不好传到民间,能与王曾、吕夷简那次火拼比较,那谁是吕夷简,谁是王曾?恐怕十用**说自己是吕夷简。
含着羞愤之心,施尽全身解数,与契丹四位使者周旋。也颇有策略,不提百姓,先提筑城。萧诣只能再三解释,契丹筑城是特例,不是针对你们宋朝的,反而是为了你们宋朝,西夏久不向贵国臣服,又提出种种百般无理的要求,俺们代你们大宋讨伐西夏。
欧阳修说,不用你们契丹出手,西夏的事,俺们大宋自己解决,至于当初议和多出十万,权当增进两国友谊,白送你们契丹。
就怕契丹借此邀功,以后再度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。
萧诣也感到为难,出征西夏多少也为得到这十万钱向宋朝有一个交待,更考虑的是国内,元昊小子野心勃勃,多次收留夹山诸族百姓,不但有夹山的百姓,还有北方诸鞑靼各族,一旦让元昊施反间计得手,契丹也会糜烂。以前当作掣肘宋朝的棋子,可现在渐渐尾大不掉,不能让西夏发展下去,否则不仅成为宋朝的危胁,也会成为契丹的危胁。这才有了这次准备征讨契丹的计划。
终说不出口,宋朝君臣有所怀疑也合乎情理。
扯皮大半天,欧阳修说道:“筑城之事可以不问,但必须将我朝被元昊掳走的百姓释放回来。”
“元昊桀骜不驯,我们契丹命令不听。”
“不是,就是部分百姓自西夏逃归我朝,沿途西夏多设关卡,只能从贵境逃归,但你们契丹筑下二城后,将我朝百姓截留,使不得归,也是有伤兄弟之举。我主增贵国岁币二十万,筑城之事,已有诸臣争执,再有截留百姓之事,我主如何向天下交待。若是贵国退让一步,我主也能有一个挽回的余地。”
四位契丹使者听后,商议一会,萧诣说道:“不是截留,有部分西夏人,我国若让他们逃向宋朝,大军兴伐之前,便会失去大义所在。这样,我们回去向我主禀报,派人去西南甄别,若是你们宋朝府麟百姓,逐一释放回去如何?”
“若如此,当须从我朝府州派出数名官吏进行甄别。”欧阳修答道。让你们甄别,能放回来几个人?这时代,人也是一种资源。
磨了好几天,四位使者让他磨得头昏脑胀,居然同意。
赵祯嘉奖。
但在心中哭笑不得,此人担任知谏院之职,纯是一个闹事者,可做为使者,却是不二人选。果然是量才施用……朝堂和谐了。
郑朗朝争,痛斥欧阳修,随后又给了他一个立功机会,还能说什么?
但在这背后赵祯的平衡之术,也只有天知,地知,赵祯知,郑朗知。关健是经郑朗这一说,朝堂安静下来,再也没有一个大臣提水洛城的事。不敢再提,一提纯是找抽。
郑朗又上一谏,说夏收来临,财政渐渐转危为安,既然屈辱议和,应当休养生民,科配重敛商税之举,应徐徐罢之,是徐徐,不是马上,马上宋朝财政依然很紧张。战争以来,重加的科配悉数罢去,增加的商税徐徐消减。
这就是郑朗的功劳。
提前备粮,迅速平定各地起义,节约大量财政,否则这时,还没有立减科配,徐徐减免商税,无他,财政转不过来。不过这个功劳是隐形的,没有对比,无人察觉。
立准。
这一诏下,国家才到了真正恢复的时光。
而且郑朗也在拭目以待,看他的免税法产生多大的效果。
王安石免税法有许多弊端地方,再加上市易法,使得免税法效果仅限定在减少三四等户负担的作用上,商业价值被市易法冲消。若是没有市易法,这些中产者释放出来,会极大的带动宋朝经济繁荣。
也是隐形的,直接看看不到,最少要过五年以后。
不但免税法,还有裁兵法,同样要过很长时间,现在必须拿出钱来安顿退伍军人,这个退伍费很高昂的,想要看到效果,也最少得五年后。眼下不但没有效果,反而在增加费用开支。
陆续裁,已经将京畿数路兵士裁减完毕,战前禁兵与蕃兵,也就是正规作战兵士的主力,几达九十万,经过大规模裁减后,禁兵与蕃兵数量减少到七十一万不足。
已经与王安石变法后数字相仿佛。
但郑朗还不满足,想要不冗,禁兵数量得控制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之间。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,多了便会冗。
眼下禁蕃兵数量依然会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。
乐观的是厢兵,经过免税法与进一步裁减,缩小到三十五万人不足。等于自开战以来的最高峰,先后裁减二十几万,近三十万兵力。还得要控制,压缩到九十万人,宋朝冗兵的弊端便会真正渐渐消除。
已经算是不错了。
之所以如此顺利,正是因为改良型的保甲法,京畿与河北河东陕西,募得保丁三十几万人,至少让赵祯产生一个错觉,俺的兵力没有减少。
不但赵祯会这样想,一些守旧的大臣也会这样想。
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税,有的官员想要功绩,想强行征保,那么税务减少,不鼓励征保,保丁数量不足,面子过不去。还会有纠纷,但有了这个微妙的平衡,纠纷不会很大。即便有,也没有人在意,全部在关注着庆历新政呢。
近三十万兵士减少,眼下没有为宋朝财政松压,相反,三十几万保丁,或多或少地为宋朝财政增加了一些负担。
若没有庆历新政带来的种种争吵,宋朝正在逐步恢复中。
就在这时候,发生一件事,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,最终震动朝野。
开封城南便是陈留县,陈留县南镇西侧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桥。这个土桥当初没设计好,多阻挡航道,于是迁于此地,然也没有设计好,桥墩对着航道,漕运来往船只依称不便,每次过这里时皆小心翼翼的,省怕撞到桥墩,船只沉没。陈留县催纲,也就是押粮官李舜举建议,将这座桥迁到他处。
听到李舜举反应,开封府尹吴育派开封县主薄李文仲与陈留知县杜衍前来核实情况。这个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,而是另外一个杜衍,同名不同人。李杜二人过来看了看,是不太方便。回去反应,吴育便下令拆毁此桥。
这时候出现了麻烦。
虽说是木桥,但能架在汴河上,桥也不会小,桥面高大,有数座桥墩,于是位于陆地桥面下面一侧被一户人家利用,如果拆毁此桥,他家的房屋也必将被拆毁。
这时代也有拆迁补偿的,补偿的形式不同,例如房屋,会给一些工料钱与地皮,让你重新建盖。或者占地,也给地钱,或者另给良地。不过人们还没有炒作地皮的慨念,政斧也没有指望地皮来赚钱,所以成本不高。
但象这户人家属于非法侵占,肯定不会补偿。况且房屋又造得美仑美奂,那有钱来补偿?然而这户人家是当地的大户,还带着一个卫尉寺丞职官在身,名叫卢士伦,正好都官员外郎王溟以前租过他家的房屋,两人交情非浅。卢士伦送了一笔厚礼给王溟,王溟接受卢士伦贿赂后,便去找三司使王尧臣求说。他不会直接说不能动卢士伦家的房屋,而说这座土桥存在很久,没有李舜举说得那么严重,开封府是多此一举,浪费钱财。王尧臣与王溟是同年进士,两人平时有素交,形式类似郑朗与张方平。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弯弯绕绕,便对户部判官慎铖说不必拆桥,节约财政。
他是一个三司使,总管着多少事务?这件小事,也不会亲自视察的,慎铖不同,听说后问了问,心中迟疑。于是耽搁下来,王溟见到王尧臣不动弹,又催问一次。王尧臣便第二次问慎铖。慎越误会,没敢直接问,王司使,不是拆不拆的问题,是卢家那个房屋。以为中间有猫腻,不敢得罪王尧臣,便说开封府已经开始强迁拆桥。
王尧臣有些来火,说了一句:“当初为了建筑此桥花费良多,仅用三十年,就忽然迁往他处,难道不怕浪费钱吗?”
有可能他是想节约经费,这个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,处处缺钱用,熬了一年多时间,容易么?想维持,必须精打细算。有可能是他不满吴育的强横态度。
然后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,不便是存在的,但小心驶船,也不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恶劣后果,又揣测王尧臣心意,陈荣古回来后就说无妨,没有李舜举说得严重。
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,吴育心中不服,弹劾陈留桥存在舞弊事件,弄到赵祯哪儿去了。赵祯再派监察御史王砺下去调查,王砺是事实求是,没有存其他的心,下去看了看,不是因为钱的问题,而是卢家这个宅子卡住,中间必有猫腻,便上书如实反应。赵祯还不大相信,若是其他官员还好,还有一个王尧臣呢。再派工部郎中吕觉立案侦案。
不知道卢家此时会有什么想法,一个桥,居然惊动那么多大佬出面……最后卢士伦怕了,交待一小半,俺没有贿赂,仅送了一些礼物,原来便有故交,不为此事,礼尚往来也很正常。真相揭开,赵祯各打五十大板,王尧臣罚铜七斤,权户部副使郭难,知陈留县杜衍,开封县主簿杨文仲,陈留等县催纲、右侍禁李舜举,并罚铜六斤,皆以公罪坐之。户部判官、国子博士慎钺罚铜七斤,殿中丞陈荣古罚铜十斤,都官员外郎王溟追一官,卫尉寺丞卢士伦追一官,仍罚铜十斤,并以私罪坐之。
也就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
闹起来,为一座桥,牵连这么多大臣进去,传出去也不大好听。
赵祯想事情消解,却传到范仲淹耳朵里,他认为赵祯和稀泥是不对的,上了一奏。臣身为参预大政臣子,刑名不当,臣不说则负陛下前曰之训,会成为天下罪人,所以臣要说。
陈留桥是真宗为损舟船,再三勘察后选定的地址,姚仲孙在三司,杜衍乞移此桥,仲孙不行。王拱辰知封府时,又请移之,拱辰不行。朝廷不知先朝有诏,许移乃失检,三司去年又为此桥兴修,今又破材料,所以派人再三审度,乃是举职,非有私罪。
移桥文字,初九便送到王尧臣说,初十王溟才为陈留请回,王尧臣先发言,问移桥利害,王溟这才回答,非是王溟所请托而后行。
堂高则陛高,诸公卿者,所以尊天子的原因。三司使主天下大计,在天子股肱之列,有罪,则陛下自行贬废,不可使法吏以小过而辱之。投鼠忌器,正是在此。陛下纵然有轻视近臣之意,不可外示于人。
王溟租卢家宅子,每月付房钱一千,其时已迁于辰州通判,只是暂时借住,当时王溟为本县守官,卢家不愿收钱,王溟尚不肯,只因王砺奏,于是捉卢士伦入狱,至有虚招(意外之音是屈打成招的),岂可因一两千钱,便使员外郎请托此事?因停止追官,或与罚铜监当,省得外边怨说,又避免本人频来诉冤昭雪,烦恼朝廷。
陈荣古裁定桥事,说案账上说所损船只五十只,多是因风吹拂,船夫驾驭不当,以至船撞到桥墩上磕撞致损。只有五只乃是桥而致损,可移桥时称人命及陷没财物事,都是虚诳之言。所以荣丁定夺,不得移桥。今王砺所奏移回原处,一违先朝诏命,二新桥始建月余,还没有修好,便闻损却舟船,撞折桥柱,及水势稍恶重载船过往更不易。
慎越是三司判官,移桥公事本属其主管,王砺重新定夺,也派人再次探问当移不当移,并无情弊之举。
王砺与王尧臣虽是同宗弟子,素不相喜,因此定夺,诬三司情弊。又奏慎越是尧臣所举,必有歼谋。事实别无情弊,更无歼谋,不值得。王砺亲自守定此事,当以实闻,以免风闻之失。
这件公案是当不当移桥,但在这时代,桥虽方便过往行人,然而一建,船只必然产生诸多不便。后世的船还往桥上撞呢,况且这时代的帆船。拆有拆的理由,不拆也有不拆的道理。可在双方的推动下,这件公案又达到一个高峰。范仲淹说话还算含蓄的,也不当说,值得吗?并且赵祯也从之,准了范仲淹的奏折。
范仲淹说了这么多,有的地方刻决歪解,争的仅是一个私罪。公罪是办事不力导致失误,责不重,也不失其德。私罪便是官员存私心,为人情,或受贿,或其他故,判罚不公,应重处,并且一旦戴上私罪的帽子后,以后仕途也会受阻。
既然从之,也就没有多大的问题,不就是判罚几斤铜吗?值多少钱。
可是有一个王砺在里面,欧阳修能不能放过去?其实在庆历新政中,欧阳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,不仅开党争之端,而且其人几乎走火入魔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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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朗上了一谏,让欧阳修主持谈判百姓回归事宜。这件事有些难办,筑城实际对宋朝危害不大,人家是对付西夏的,两城用来存放备战物资,但能说出一个道理。盟约上清楚地写着,边境不可筑城,不可修筑壕沟,不可增兵驻守。百姓却是宋朝需要的,毕竟理论上宋朝重视内治,人人皆在喊以人为本。不提罢,装聋作哑,一提这些百姓也算是宋朝子民,从西夏逃回来多不容易?
关健他们是从西夏逃来的,不是从宋境出发的百姓,甚至里面裹着一部分西夏原住民,说不清楚。
郑朗写了一份国书,递到契丹,但还不够,想要契丹人同意,这次来使也要提出,谈判难度大,但谈好了便是一份不小的功劳。与契丹谈判还谈赢了,那怕是分厘之功,也是大功!
大家愕然。
实际相比于欧阳修的种种进谏,即便郑朗于朝会上进行争执,语气也委婉得多。虽然你说错了,也是好心一片,要深思啊,不能乱说。再看看欧阳修的奏折,歼邪,小人,秽臣,阴险……派欧阳修做使者,与契丹西夏谈判也是最好的人选。
他做谏臣,能将满朝上下磨得仙仙欲死,但做使者,同样能将两国使者折磨得痛不欲生。而赵祯朝以前诸使者当中,除富弼外,其他人都显得偏软,以至外交黯淡一片,屡屡失去节制。
契丹使者到,契丹王后派监门卫上将军萧忠孝、利州观察使刘从顺,契丹皇帝派始平节度使萧诣、高州观察使赵柬之来到京城贺乾元节。
欧阳修也让郑朗弄得仙仙欲死。
郑朗滑不溜手,想找毛病,不容易找,即便不顾后果,让其他人弹劾郑朗有失朝仪,弄不好传到民间,能与王曾、吕夷简那次火拼比较,那谁是吕夷简,谁是王曾?恐怕十用**说自己是吕夷简。
含着羞愤之心,施尽全身解数,与契丹四位使者周旋。也颇有策略,不提百姓,先提筑城。萧诣只能再三解释,契丹筑城是特例,不是针对你们宋朝的,反而是为了你们宋朝,西夏久不向贵国臣服,又提出种种百般无理的要求,俺们代你们大宋讨伐西夏。
欧阳修说,不用你们契丹出手,西夏的事,俺们大宋自己解决,至于当初议和多出十万,权当增进两国友谊,白送你们契丹。
就怕契丹借此邀功,以后再度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。
萧诣也感到为难,出征西夏多少也为得到这十万钱向宋朝有一个交待,更考虑的是国内,元昊小子野心勃勃,多次收留夹山诸族百姓,不但有夹山的百姓,还有北方诸鞑靼各族,一旦让元昊施反间计得手,契丹也会糜烂。以前当作掣肘宋朝的棋子,可现在渐渐尾大不掉,不能让西夏发展下去,否则不仅成为宋朝的危胁,也会成为契丹的危胁。这才有了这次准备征讨契丹的计划。
终说不出口,宋朝君臣有所怀疑也合乎情理。
扯皮大半天,欧阳修说道:“筑城之事可以不问,但必须将我朝被元昊掳走的百姓释放回来。”
“元昊桀骜不驯,我们契丹命令不听。”
“不是,就是部分百姓自西夏逃归我朝,沿途西夏多设关卡,只能从贵境逃归,但你们契丹筑下二城后,将我朝百姓截留,使不得归,也是有伤兄弟之举。我主增贵国岁币二十万,筑城之事,已有诸臣争执,再有截留百姓之事,我主如何向天下交待。若是贵国退让一步,我主也能有一个挽回的余地。”
四位契丹使者听后,商议一会,萧诣说道:“不是截留,有部分西夏人,我国若让他们逃向宋朝,大军兴伐之前,便会失去大义所在。这样,我们回去向我主禀报,派人去西南甄别,若是你们宋朝府麟百姓,逐一释放回去如何?”
“若如此,当须从我朝府州派出数名官吏进行甄别。”欧阳修答道。让你们甄别,能放回来几个人?这时代,人也是一种资源。
磨了好几天,四位使者让他磨得头昏脑胀,居然同意。
赵祯嘉奖。
但在心中哭笑不得,此人担任知谏院之职,纯是一个闹事者,可做为使者,却是不二人选。果然是量才施用……朝堂和谐了。
郑朗朝争,痛斥欧阳修,随后又给了他一个立功机会,还能说什么?
但在这背后赵祯的平衡之术,也只有天知,地知,赵祯知,郑朗知。关健是经郑朗这一说,朝堂安静下来,再也没有一个大臣提水洛城的事。不敢再提,一提纯是找抽。
郑朗又上一谏,说夏收来临,财政渐渐转危为安,既然屈辱议和,应当休养生民,科配重敛商税之举,应徐徐罢之,是徐徐,不是马上,马上宋朝财政依然很紧张。战争以来,重加的科配悉数罢去,增加的商税徐徐消减。
这就是郑朗的功劳。
提前备粮,迅速平定各地起义,节约大量财政,否则这时,还没有立减科配,徐徐减免商税,无他,财政转不过来。不过这个功劳是隐形的,没有对比,无人察觉。
立准。
这一诏下,国家才到了真正恢复的时光。
而且郑朗也在拭目以待,看他的免税法产生多大的效果。
王安石免税法有许多弊端地方,再加上市易法,使得免税法效果仅限定在减少三四等户负担的作用上,商业价值被市易法冲消。若是没有市易法,这些中产者释放出来,会极大的带动宋朝经济繁荣。
也是隐形的,直接看看不到,最少要过五年以后。
不但免税法,还有裁兵法,同样要过很长时间,现在必须拿出钱来安顿退伍军人,这个退伍费很高昂的,想要看到效果,也最少得五年后。眼下不但没有效果,反而在增加费用开支。
陆续裁,已经将京畿数路兵士裁减完毕,战前禁兵与蕃兵,也就是正规作战兵士的主力,几达九十万,经过大规模裁减后,禁兵与蕃兵数量减少到七十一万不足。
已经与王安石变法后数字相仿佛。
但郑朗还不满足,想要不冗,禁兵数量得控制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之间。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,多了便会冗。
眼下禁蕃兵数量依然会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。
乐观的是厢兵,经过免税法与进一步裁减,缩小到三十五万人不足。等于自开战以来的最高峰,先后裁减二十几万,近三十万兵力。还得要控制,压缩到九十万人,宋朝冗兵的弊端便会真正渐渐消除。
已经算是不错了。
之所以如此顺利,正是因为改良型的保甲法,京畿与河北河东陕西,募得保丁三十几万人,至少让赵祯产生一个错觉,俺的兵力没有减少。
不但赵祯会这样想,一些守旧的大臣也会这样想。
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税,有的官员想要功绩,想强行征保,那么税务减少,不鼓励征保,保丁数量不足,面子过不去。还会有纠纷,但有了这个微妙的平衡,纠纷不会很大。即便有,也没有人在意,全部在关注着庆历新政呢。
近三十万兵士减少,眼下没有为宋朝财政松压,相反,三十几万保丁,或多或少地为宋朝财政增加了一些负担。
若没有庆历新政带来的种种争吵,宋朝正在逐步恢复中。
就在这时候,发生一件事,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,最终震动朝野。
开封城南便是陈留县,陈留县南镇西侧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桥。这个土桥当初没设计好,多阻挡航道,于是迁于此地,然也没有设计好,桥墩对着航道,漕运来往船只依称不便,每次过这里时皆小心翼翼的,省怕撞到桥墩,船只沉没。陈留县催纲,也就是押粮官李舜举建议,将这座桥迁到他处。
听到李舜举反应,开封府尹吴育派开封县主薄李文仲与陈留知县杜衍前来核实情况。这个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,而是另外一个杜衍,同名不同人。李杜二人过来看了看,是不太方便。回去反应,吴育便下令拆毁此桥。
这时候出现了麻烦。
虽说是木桥,但能架在汴河上,桥也不会小,桥面高大,有数座桥墩,于是位于陆地桥面下面一侧被一户人家利用,如果拆毁此桥,他家的房屋也必将被拆毁。
这时代也有拆迁补偿的,补偿的形式不同,例如房屋,会给一些工料钱与地皮,让你重新建盖。或者占地,也给地钱,或者另给良地。不过人们还没有炒作地皮的慨念,政斧也没有指望地皮来赚钱,所以成本不高。
但象这户人家属于非法侵占,肯定不会补偿。况且房屋又造得美仑美奂,那有钱来补偿?然而这户人家是当地的大户,还带着一个卫尉寺丞职官在身,名叫卢士伦,正好都官员外郎王溟以前租过他家的房屋,两人交情非浅。卢士伦送了一笔厚礼给王溟,王溟接受卢士伦贿赂后,便去找三司使王尧臣求说。他不会直接说不能动卢士伦家的房屋,而说这座土桥存在很久,没有李舜举说得那么严重,开封府是多此一举,浪费钱财。王尧臣与王溟是同年进士,两人平时有素交,形式类似郑朗与张方平。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弯弯绕绕,便对户部判官慎铖说不必拆桥,节约财政。
他是一个三司使,总管着多少事务?这件小事,也不会亲自视察的,慎铖不同,听说后问了问,心中迟疑。于是耽搁下来,王溟见到王尧臣不动弹,又催问一次。王尧臣便第二次问慎铖。慎越误会,没敢直接问,王司使,不是拆不拆的问题,是卢家那个房屋。以为中间有猫腻,不敢得罪王尧臣,便说开封府已经开始强迁拆桥。
王尧臣有些来火,说了一句:“当初为了建筑此桥花费良多,仅用三十年,就忽然迁往他处,难道不怕浪费钱吗?”
有可能他是想节约经费,这个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,处处缺钱用,熬了一年多时间,容易么?想维持,必须精打细算。有可能是他不满吴育的强横态度。
然后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,不便是存在的,但小心驶船,也不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恶劣后果,又揣测王尧臣心意,陈荣古回来后就说无妨,没有李舜举说得严重。
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,吴育心中不服,弹劾陈留桥存在舞弊事件,弄到赵祯哪儿去了。赵祯再派监察御史王砺下去调查,王砺是事实求是,没有存其他的心,下去看了看,不是因为钱的问题,而是卢家这个宅子卡住,中间必有猫腻,便上书如实反应。赵祯还不大相信,若是其他官员还好,还有一个王尧臣呢。再派工部郎中吕觉立案侦案。
不知道卢家此时会有什么想法,一个桥,居然惊动那么多大佬出面……最后卢士伦怕了,交待一小半,俺没有贿赂,仅送了一些礼物,原来便有故交,不为此事,礼尚往来也很正常。真相揭开,赵祯各打五十大板,王尧臣罚铜七斤,权户部副使郭难,知陈留县杜衍,开封县主簿杨文仲,陈留等县催纲、右侍禁李舜举,并罚铜六斤,皆以公罪坐之。户部判官、国子博士慎钺罚铜七斤,殿中丞陈荣古罚铜十斤,都官员外郎王溟追一官,卫尉寺丞卢士伦追一官,仍罚铜十斤,并以私罪坐之。
也就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
闹起来,为一座桥,牵连这么多大臣进去,传出去也不大好听。
赵祯想事情消解,却传到范仲淹耳朵里,他认为赵祯和稀泥是不对的,上了一奏。臣身为参预大政臣子,刑名不当,臣不说则负陛下前曰之训,会成为天下罪人,所以臣要说。
陈留桥是真宗为损舟船,再三勘察后选定的地址,姚仲孙在三司,杜衍乞移此桥,仲孙不行。王拱辰知封府时,又请移之,拱辰不行。朝廷不知先朝有诏,许移乃失检,三司去年又为此桥兴修,今又破材料,所以派人再三审度,乃是举职,非有私罪。
移桥文字,初九便送到王尧臣说,初十王溟才为陈留请回,王尧臣先发言,问移桥利害,王溟这才回答,非是王溟所请托而后行。
堂高则陛高,诸公卿者,所以尊天子的原因。三司使主天下大计,在天子股肱之列,有罪,则陛下自行贬废,不可使法吏以小过而辱之。投鼠忌器,正是在此。陛下纵然有轻视近臣之意,不可外示于人。
王溟租卢家宅子,每月付房钱一千,其时已迁于辰州通判,只是暂时借住,当时王溟为本县守官,卢家不愿收钱,王溟尚不肯,只因王砺奏,于是捉卢士伦入狱,至有虚招(意外之音是屈打成招的),岂可因一两千钱,便使员外郎请托此事?因停止追官,或与罚铜监当,省得外边怨说,又避免本人频来诉冤昭雪,烦恼朝廷。
陈荣古裁定桥事,说案账上说所损船只五十只,多是因风吹拂,船夫驾驭不当,以至船撞到桥墩上磕撞致损。只有五只乃是桥而致损,可移桥时称人命及陷没财物事,都是虚诳之言。所以荣丁定夺,不得移桥。今王砺所奏移回原处,一违先朝诏命,二新桥始建月余,还没有修好,便闻损却舟船,撞折桥柱,及水势稍恶重载船过往更不易。
慎越是三司判官,移桥公事本属其主管,王砺重新定夺,也派人再次探问当移不当移,并无情弊之举。
王砺与王尧臣虽是同宗弟子,素不相喜,因此定夺,诬三司情弊。又奏慎越是尧臣所举,必有歼谋。事实别无情弊,更无歼谋,不值得。王砺亲自守定此事,当以实闻,以免风闻之失。
这件公案是当不当移桥,但在这时代,桥虽方便过往行人,然而一建,船只必然产生诸多不便。后世的船还往桥上撞呢,况且这时代的帆船。拆有拆的理由,不拆也有不拆的道理。可在双方的推动下,这件公案又达到一个高峰。范仲淹说话还算含蓄的,也不当说,值得吗?并且赵祯也从之,准了范仲淹的奏折。
范仲淹说了这么多,有的地方刻决歪解,争的仅是一个私罪。公罪是办事不力导致失误,责不重,也不失其德。私罪便是官员存私心,为人情,或受贿,或其他故,判罚不公,应重处,并且一旦戴上私罪的帽子后,以后仕途也会受阻。
既然从之,也就没有多大的问题,不就是判罚几斤铜吗?值多少钱。
可是有一个王砺在里面,欧阳修能不能放过去?其实在庆历新政中,欧阳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,不仅开党争之端,而且其人几乎走火入魔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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