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1【汉奸之辈,人人得而诛之】
二人寒暄之后,
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,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,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:《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
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,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,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:
“1961年,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主任,新亚书院创始人,哲学教授,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,名为:《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》
在这篇文章中,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,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,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、语言和传统习俗。
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,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,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。
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,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,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,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……
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,写道:五千年之华夏民族,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,随风吹散,失其所守,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……”
“...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,舍近求远,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。
出去吃个早茶,坐个黄包车,都是满口的洋文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。
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,只是求变迁、务新奇、失本根、离故常,此并非真进步,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。
三年后,唐教授又再发表《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一文,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,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。
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,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。
文章中写道:“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,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,此即为奴隶的人。
这事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,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。
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,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,忘了自信、自守自己,认识自己”,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……”
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,1949年春,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,但因时局动荡,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。
到香港后,唐君毅与钱穆、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,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,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,还兼任教务长一职。
一切本该都很顺利,但在1964年,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,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,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,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,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。
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,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、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。
...
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,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,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《盘古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:《海外中国人的回归》
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,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包错石,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两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,后在文章中提出了回归这项议题,呼吁全港推动海外中国人的“回归运动”。
这项回归运动的呼吁,并非单指香港的主权回归,而是把“回归”首先哲学性定义为一个关于人如何运用自己的“人的条件”,找寻生存凭藉的问题。
简单讲,就是海外中国人该如何寻回自己的根。
文中写道:“漫天动地的,人生只是一个回归的运动,在这运动里,每个人挟着他的乡愁、他的贡献、他的需要,回归到他应该归属的地方,人生的悲欢离合,都只是这派回归之流中的浪花……
文章的部分内容,包错石俨然重复着唐君毅的同一调子,认为人和其历史、文化、传统、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,否则人将失去民族文化归属,堕入失落及飘零的处境。
可是,包错石在文章中并没有在掀动悲情之后,像唐君毅一样停留在失去文化归属的悲鸣的哀嚎中,而是去除他笔下被病态化的失去归属状态,重新演绎为海外国人的回归。
.......
《盘古》自发表了包错石的这篇文章后,引来了不少人的回应。
大公报:“遥望神舟大地,距宝安.县(深圳)不过百里之海,却挡四百万中国人的回归,心如绞痛,莫过于此。哀哉,哀哉……”
文汇报:“香港自古是中华之地也,既是吾土,亦是吾民。虽被英人所殖,但吾与诸位,皆为神明华胄,梦魂犹挂神州浩土,肉躯只待回归之日。”
随着时态的发酵,回归的呼吁渐渐的遍及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。
报纸界也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笔战。
本来打笔战的人,只是不满意对方写的文章内容,但观点大都是一致的,认为香港回归的呼吁是四百万中国人所共同期望的。
可当《天皇日报》跑出来,以一篇匿名作者的《我是“香港人”》的来阐述自己的观点,大致内容是:现今之香港,亦非昨日,今时今日,我等当以港人自居。
这番话一出,顿时引来了各界的声讨。
唐君毅亲自下场,在报纸上谩骂道:“汝之报馆,见利忘义,卖祖求荣,视为不齿!”
有了唐君毅这位新儒大师亲自发话,无数新儒后辈,纷纷在报纸上批评指责《天皇日报》,其心可诛,鼓吹“港独”之嫌,妖言惑众,提倡“忘国”之说。
早就看《天皇日报》不爽的霍耀文,也是没有放过这次“落井下石”的机会,在把写了七八万字的《大唐天魔志》送到明报的时候,也写了一篇文章,托金镛帮忙希望能在明报上刊登出去。
金镛看后,笑着道:“霍生你这写出来,我看这天皇日报是没有活路了。”
霍耀文呵呵一笑:“借你吉言,天皇日报关门了最好!”
第二日,连带着《大唐天魔志》一起刊印到明报报纸上的,是一篇作者署名为向京所写的文章,标题是:
《我是中国人》
:“...香港战后的一代目前只有两条路:勇敢的确认自己是中国未来的栋梁,或与中华民族斩断情丝,否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……
但当你走入这两路外的歧途,鼓吹自己是个香港人,非中国人时,则香港四百万中国人民即可以毫不留情的对你口诛笔伐,乃至拳打脚踢,亦不为过……
汉奸之辈,人人得而诛之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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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,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,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:《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
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,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,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:
“1961年,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主任,新亚书院创始人,哲学教授,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,名为:《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》
在这篇文章中,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,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,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、语言和传统习俗。
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,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,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。
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,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,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,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……
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,写道:五千年之华夏民族,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,随风吹散,失其所守,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……”
“...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,舍近求远,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。
出去吃个早茶,坐个黄包车,都是满口的洋文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。
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,只是求变迁、务新奇、失本根、离故常,此并非真进步,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。
三年后,唐教授又再发表《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一文,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,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。
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,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。
文章中写道:“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,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,此即为奴隶的人。
这事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,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。
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,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,忘了自信、自守自己,认识自己”,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……”
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,1949年春,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,但因时局动荡,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。
到香港后,唐君毅与钱穆、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,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,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,还兼任教务长一职。
一切本该都很顺利,但在1964年,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,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,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,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,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。
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,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、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。
...
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,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,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《盘古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:《海外中国人的回归》
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,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包错石,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两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,后在文章中提出了回归这项议题,呼吁全港推动海外中国人的“回归运动”。
这项回归运动的呼吁,并非单指香港的主权回归,而是把“回归”首先哲学性定义为一个关于人如何运用自己的“人的条件”,找寻生存凭藉的问题。
简单讲,就是海外中国人该如何寻回自己的根。
文中写道:“漫天动地的,人生只是一个回归的运动,在这运动里,每个人挟着他的乡愁、他的贡献、他的需要,回归到他应该归属的地方,人生的悲欢离合,都只是这派回归之流中的浪花……
文章的部分内容,包错石俨然重复着唐君毅的同一调子,认为人和其历史、文化、传统、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,否则人将失去民族文化归属,堕入失落及飘零的处境。
可是,包错石在文章中并没有在掀动悲情之后,像唐君毅一样停留在失去文化归属的悲鸣的哀嚎中,而是去除他笔下被病态化的失去归属状态,重新演绎为海外国人的回归。
.......
《盘古》自发表了包错石的这篇文章后,引来了不少人的回应。
大公报:“遥望神舟大地,距宝安.县(深圳)不过百里之海,却挡四百万中国人的回归,心如绞痛,莫过于此。哀哉,哀哉……”
文汇报:“香港自古是中华之地也,既是吾土,亦是吾民。虽被英人所殖,但吾与诸位,皆为神明华胄,梦魂犹挂神州浩土,肉躯只待回归之日。”
随着时态的发酵,回归的呼吁渐渐的遍及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。
报纸界也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笔战。
本来打笔战的人,只是不满意对方写的文章内容,但观点大都是一致的,认为香港回归的呼吁是四百万中国人所共同期望的。
可当《天皇日报》跑出来,以一篇匿名作者的《我是“香港人”》的来阐述自己的观点,大致内容是:现今之香港,亦非昨日,今时今日,我等当以港人自居。
这番话一出,顿时引来了各界的声讨。
唐君毅亲自下场,在报纸上谩骂道:“汝之报馆,见利忘义,卖祖求荣,视为不齿!”
有了唐君毅这位新儒大师亲自发话,无数新儒后辈,纷纷在报纸上批评指责《天皇日报》,其心可诛,鼓吹“港独”之嫌,妖言惑众,提倡“忘国”之说。
早就看《天皇日报》不爽的霍耀文,也是没有放过这次“落井下石”的机会,在把写了七八万字的《大唐天魔志》送到明报的时候,也写了一篇文章,托金镛帮忙希望能在明报上刊登出去。
金镛看后,笑着道:“霍生你这写出来,我看这天皇日报是没有活路了。”
霍耀文呵呵一笑:“借你吉言,天皇日报关门了最好!”
第二日,连带着《大唐天魔志》一起刊印到明报报纸上的,是一篇作者署名为向京所写的文章,标题是:
《我是中国人》
:“...香港战后的一代目前只有两条路:勇敢的确认自己是中国未来的栋梁,或与中华民族斩断情丝,否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……
但当你走入这两路外的歧途,鼓吹自己是个香港人,非中国人时,则香港四百万中国人民即可以毫不留情的对你口诛笔伐,乃至拳打脚踢,亦不为过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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