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和稀泥的艺术
对申时行而言,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。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,徐阶、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,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,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。
混是一种生活技巧,除个别二杆子外,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。
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,人类发展,该混就混,该干就干,只混不干的,叫做混混。
申时行不是混混,混只是他的手段,干才是他的目的。
一般说来,新官上任,总要烧三把火,搞点政绩,大干特干,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,就会惊奇地发现,他的大干,就是不干。他的作为,就是不作为。
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,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,因为在很多人看来,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,毫无理由反攻倒算。
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,因为这样干,是正确的。
考成法,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,工作指标层层落实,完不成轻则罢官,重则坐牢,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。
在很长时间里,这种明代的打考勤,发挥了极大效用,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,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。
但张先生并不知道,这种考成法,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。
比如朝廷规定,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,分配到浙江,是三十万,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(正五品),由其监督执行。
浙江司接到命令,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。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,限期收齐。
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,立马召集各级知府,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,限期收齐。
知县大人虽然官小,也不会自己动手,回衙门召集衙役,限期收齐。
最后干活的,就是衙役,他们就没办法了,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
明朝成立以来,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,就管理学而言,还算比较合理,搞了两百多年,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考成法一出来,事情就麻烦了。
原先中央下达命令,地方执行,就算执行不了,也好商量。三年一考核,灾荒大,刁民多,今年收不齐,不要紧,政策灵活掌握,明年努力,接着好好干。
考成法执行后,就不行了,给多少任务,你就得完成多少,短斤少两自己补上,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
这下就要了命了,衙役收不齐,连累知县,知县收不齐,连累知府,知府又连累布政使,一层层追究责任,大家同坐一条船,出了事谁也跑不掉。
与其自下而上垮台,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,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,不问理由,不问借口,必须完成任务。
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,布政使压知府,知府压知县,知县压衙役,衙役……,就只能压老百姓了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,上级压下级,下级压百姓。一般年景,也还能对付过去,要遇上个灾荒,那就惨了,衙役还是照样上门,说家里遭灾,他点头,说家里死人,他还点头,点完头该交还得交。揭不开锅也好,全家死绝也罢,收不上来官就没了,你说我收不收?
以上还算例行公事,到后来,事情越发恶劣。
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,工作完成越多,越快,评定就越好,升官就越快。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,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,也敢往大了报,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
可是朝廷不管那些,报了就得拿钱。于是挨家挨户地收,收不上来就逼,逼不出来就打,打急了就跑。而跑掉的这些人,就叫流民。
流民,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。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,这些人离开家乡,四处游荡,没有户籍,没有住所,也不办暂住证,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到万历中期,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。连当时的北京市郊,都盘踞着大量流民。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,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,都是家常便饭。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,十分难办。
而这些情况,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。
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,并开辟了大量田地,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,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。
废除考成法,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。虽然是改革,却不用怎么费力,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,没人帮他出头,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。
但下一次,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。
万历十八年(1590),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,遭遇埋伏,全军覆灭。下黑手的,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。
事情闹大了,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,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,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。所以消息传来,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,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非打不可了,堂堂大明朝,被人打了不还手,当缩头乌龟,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,连他都觉得没面子,力主出兵。
老板发话,群众支持,战争已是势在必行,然而此时,申时行站了出来,对皇帝说:
“不能打。”
在中国历史上,但凡国家有事,地方被占了,人被杀了,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,人人喊打,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,正义化身,然而其中别有奥秘:
临战之时,国仇家恨,慷慨激昂,大家都激动。在这个时候,跟着激动一把,可谓是毫无成本,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,还能落个名声,何乐而不为。
主和就不同了,甭管真假,大家都喊打,你偏不喊,脱离群众,群众就会把你踩死。
所以主战者未必勇,主和者未必怯。
主和的申时行,就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事实证明,他的主张十分正确。
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,并不是一般人,他的身份,是鞑靼的顺义王。
顺义王,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,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。但此人即不顺,也不义,好好的互市不干,整天对外扩张,还打算联合蒙古、西藏各部落,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。
对这号人,打是应该的。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,战争是政治的继续,打仗说穿了,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,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,何必要打呢?
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。
他敏锐地发现,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,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。
由各个部落组成,各有各的主张,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,压根不想打仗,如果贸然开战,想打的打了,不想打的也打了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分化瓦解才是上策。
所以申时行反对。
当然,以申时行的水平,公开反对这种事,他是不会干的。夜深人静,独自起草,秘密上交,事情干得滴水不漏。
万历接到奏疏,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,同意暂不动兵,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。
消息传开,一片哗然,但皇帝说不打,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。
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:我虽是朝廷首辅,但皇帝不同意,我也没办法。
仗是不用打了,但这事还没完。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,在边界集结重兵,也不大举进攻,每天就在那里蹲着。别的部落都不管,专打扯立克,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,抢了就跑。
这种打法毫无成本,且收益率极高,明军乐此不疲,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,实在撑不下去了,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,就这样,不用大动干戈,不费一兵一卒,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恢复了边境的和平。
虽然张居正死后,朝局十分复杂,帮派林立,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“混功”,应对自如,游刃有余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他不但自己能混,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,比如万历。
自从登基以来,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,一是处理政务,二是搞臭张居正,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两件事,其实是一件事。
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,当了二十六年的官,十年的皇帝(实际如此),名气比皇帝还大,虽然人死了,茶还烫的冒泡,所以不搞臭张居正,就搞不好政务。
但要干这件事,自己是无从动手的,必须找打手,万历很快发现,最好的打手,就是言官和大臣。
张居正时代,言官大臣都不吃香,被整得奄奄一息,现在万历决定,开闸,放狗。
事实上,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,如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等人,虽说下场不怎么样,但至少在工作期间,都尽到了狗的本分。
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,万历很高兴,看见申时行被牵连,万历也不悲伤,因为在他看来,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,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,免得他当首辅太久,再犯前任(张居正)的错误。
他解放言官大臣,指挥自若,是因为他认定,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。
然而他并不知道,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。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,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,只有一个区别:大妈是业余的,言官大臣是职业的。
大妈骂完街后,还得回家洗衣做饭,言官大臣骂完这个,就会骂下一个。所以,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,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,或是活着的申时行,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
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,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。
自从万历十五年(1587)起,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,经常是“偶有微疾”,开始还真是“偶有”,后来就变成常有,“微疾”也逐渐变成“头晕眼黑,力乏不兴”,总而言之,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。
必须说明的是,万历是不上朝,却并非不上班,事情还是要办,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,不想去单位,改在家里办公,除了不打考勤,少见几个人外,也没什么不同,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,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,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,要么是有意的污蔑。
在中国当皇帝,收益高,想要啥就有啥,但风险也大,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,只要是人就想要,但凡在位者,除了个把弱智外,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,见谁怀疑谁,今天这里搞阴谋,明天那里闹叛乱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,几天不看公文,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。
万历自然也不例外,事实上,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,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,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,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:
在他之前,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,费尽心力,日子过得极其辛苦,却依然是脑袋不保,而他几十年不上朝,谁都不见,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,你说这人厉不厉害?
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,在他们的世界观里,皇帝不但要办事,还要上班,哪怕屁事没有,你也得坐在那,这才叫皇帝。
万历自然不干,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,言官大臣也不干,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。此后的几十年里,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。
万历十四年(1586)十月,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。
当时的万历,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,只是偶尔罢工而已,就这样,也没躲过去。
第一个上书的,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,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,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,级别又低,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。
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,他之所以不满,不是皇帝不上朝,而是不祭祀。
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,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,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,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。
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,却被他搞得不正常。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,还学过医,有学问在身上,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,于是发挥专业特长,写就奇文一篇,送呈御览。
第二天,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,刚进去,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:
“卢洪春这厮!肆言惑众,沽名讪上,好生狂妄!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,着实打六十棍!革了职为民当差,永不叙用!”
以上言辞,系万历同志之原话,并无加工。
很久很久以前,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,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,也频频出现,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,有各种不同的解释,从这家伙、这小子、到这混蛋,这王八蛋,不一而同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两字不是好话,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,皇帝大人脱口而出,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这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,你看你也急。
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,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:
“陛下春秋鼎盛,精神强固,头晕眼黑之疾,皆非今日所宜有。”
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,确实是不对的,确实应该注意,到此打住,也就罢了。
可是担忧完,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:
“医家曰:气血虚弱,乃五劳七伤所致,肝虚则头晕目眩,肾虚则腰痛精泄。”
气血虚弱,肝虚肾虚,症状出来了,接着就是分析原因:
“以目前衽席之娱,而忘保身之术,其为患也深。”
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所谓衽席之娱,是指某方面的娱乐,相信大家都能理解,综合起来的意思是:
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,在我看来,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,不知收敛保养,如此下去,问题非常严重。
说这句话的,不是万历他妈,不是他老婆,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,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,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,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,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再不收拾他,就真算白活了。
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,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
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,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,言官们是不答应的;如果不处理,万历又不答应。
琢磨半天,想了个办法。
他连夜动笔,草拟了两道文书,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,严厉斥责卢洪春,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,上奏皇帝,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,就这么算了。
按照他的想法,两边都不得罪,两边都有交代。
事实证明,这是幻想。
首先发作的是万历。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,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,立即下令,即刻动手打屁股,不得延误。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,午门很大,多个人不嫌挤。
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,眼看自己要去垫背,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,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
言官们很惭愧。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,都敢上书,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,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,还有没有职业道德?
于是大家群情激奋,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,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,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,万历毫不退让,事实上,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:一旦让步,从宽处理了卢洪春,那所谓“喜欢某种娱乐,不注意身体”的黑锅,就算是背定了。
但驳回去一批,又来一批。言官们踊跃发言,热烈讨论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说白不说。
万历终于恼火了,他决定罚款,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,从犯八个月。
对言官而言,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在明代,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,有不同的方法:要折腾地方官,一般都是降职。罚工资没用,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,工资基本不动,罚光了都没事。
言官就不同了,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,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,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,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于是风波终于平息,大家都消停了。
但这只是表面现象,对此,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,他既不想得罪领导,又不想得罪同事,为实现安定团结,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,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,他逐渐意识到,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,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事实上,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,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,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。否则实在很难解释,整天在宫里呆着,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说起来,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。啥也不让干,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。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,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,革命成功,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,也解放了大家。火烧眉毛的事情(比如打仗,阴谋叛乱之类),看一看,批一批,其余的事,能不管就不管,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申时行很着急,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,于是他灵机一动,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,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,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文章大意是这样的:
皇帝陛下,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,经常头晕眼花(时作晕眩),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,您这是劳累所致啊!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,亲历亲为(一语双关,佩服),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,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,养气宁神(原文用词),好好保重身体。
高山仰止,自惭形秽之感,油然而生。
对于这封奏疏,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。他召见了申时行,表示明白他的苦心,良药虽然苦口,却能治病,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备感欣慰,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但这只是错觉,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
事实证明,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。因为一般人被人劝,多少还能改几天,他却是一点不改,每天继续加班加点,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
据说还变本加厉,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,陪着一起睡(同寝),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。
找太监这一段,史料多有记载,准确性说不好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,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既然不给脸面,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万历十七年十二月,明代,不,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!其作者,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雒于仁,字少泾,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清两代,陕西考试不大行,但人都比较实在。既不慷慨激昂,也不罗罗嗦嗦,说一句是一句,天王老子也敢顶。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,最得意的时候,上有皇帝撑腰,下有大臣抬轿。什么纪晓岚、刘墉,全都服服帖帖,老老实实靠边站,所谓“智斗”之类,大都是后人胡编的,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,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,文武百官都夸,王杰偏要顶两句,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,又抓不到他的把柄,也只能是“厌之而不能去”。(清史稿)
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,想什么说什么,从不怕得罪人,而且他的这个习惯,还有家族传统:
雒于仁的父亲,叫做雒遵,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,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,骂过冯保;张居正得势的时候,骂过谭纶(张居正的亲信),为人一向高傲,平生只佩服一人,名叫海瑞。
有这么个父亲,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。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,却世代不捞钱,穷日子过惯了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不怕罚工资,不怕降职,看不惯皇帝了,就要骂。随即一挥而就,写下奇文一篇,后世俗称为《酒色财气疏》。
该文主旨明确,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:
“陛下之恙,病在酒色财气者也,夫纵酒则溃胃,好色则耗精,贪财则乱神,尚气则损肝。”
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,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,什么病呢?你喜欢喝酒,喜欢玩女人,喜欢捞钱,还喜欢动怒耍威风,酒色财气样样俱全,自然就病了。
以上是全文的论点,接下来的篇幅,是论据,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,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,比较长,就不列举了。
综观此文,下笔之狠,骂法之全,真可谓是鬼哭狼嚎。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,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,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,应该可以瞑目了。
更缺德的是,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(农历)底送上去的,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,就开始骂,不停地骂,没日没夜地骂,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
骂过瘾后,就该办人了。
万历十八年(1590)正月初一,按照规矩,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。当然也不是真拜,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。但这一次,申时行刚准备走人,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
此时,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,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,不用言语就进了宫。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,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:(以下言语,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)
万历:先生看过奏本(指雒于仁的那份),说朕酒色财气,试为朕评一评。
申时行:……(还没说话,即被打断)
万历:“他说朕好酒,谁人不饮酒?……又说朕好色,偏宠贵妃郑氏(即著名的郑贵妃),朕只因郑氏勤劳……何曾有偏?”
喘口气,接着说:
“他说朕贪财……朕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天下之财皆朕之财!又说朕尚气……勇即是气,朕岂不知!人孰无气!”
这口气出完了,最后得出结论:
“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!”
申时行这才搭上话:
“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……(说到此处,又被打断)”
万历大喝一声:
“他就是出位沽名!”
申时行傻眼了,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,从未见过这幅场景,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,越说越激动,唾沫星子横飞,这样下去,恐怕要出大事。
于是他闭上了嘴,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。
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,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,琢磨片刻,稀泥和好了。
“他(指雒于仁)确实是为了出名(先打底),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,却恰恰帮他成了名,反损皇上圣德啊!”
“如果皇上宽容,不和他去一般见识,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(继续戴高帽)!”
在这堆稀泥面前,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:
“这也说得是,如果和他计较,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,而是损了朕的气度!”
上钩了,再加最后一句:
“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,何所不容!”(圆满收工)
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话说到这,事情基本就算完了,申时行定定神,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,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他决定趁此机会,解决此事。
然而他正准备开口,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:
“朕气他不过,必须重处!”
万历到底是年轻人,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,依然不肯干休,这会回过味来,又绕回去了。
这事还他娘没完了,申时行头疼不已,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,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在这关键的时刻,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,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:
“陛下,此奏本(雒于仁)原本就是讹传,如果要重处雒于仁,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,反而做了实话啊!”
利害关系说完,接下来该掏心窝了:
“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,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(内阁)
惩处(学名:留中),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,陛下您胸襟宽容,实在是超越千古啊(马屁与说理相结合)。”
“所以以臣等愚见,陛下不用处置此事,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,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,传之后世,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,是大大的好事啊!”
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,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,所谓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在我看来,申时行做到了。
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,他话刚讲完,万历又是一声大吼:
“如何设法处他?只是气他不过!”
好话说一堆,还这么个态度,那就不客气了:
“此本不可发出,也无他法处之,还望皇上宽恕,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(即大理寺高级官员),使之去任可也。”
这意思就是,老子不和稀泥了,明白告诉你,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,也没办法处理,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,把这人免职了事,你别再闹了,闹也没用。
很明显,万历虽然在气头上,却还是很识趣的,他清楚,目前形势下,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,半天一言不发。申时行明白,这是默认。
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,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,青史留名,却既没掉脑袋,也没有挨板子,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
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,言官就是混蛋,此后的几十年里,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
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,他保护了卢洪春、保护了雒于仁,安抚了言官大臣,也没有得罪皇帝,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,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
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,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,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,他都应付自如,七年间,上哄皇帝,下抚大臣,即使有个把不识趣、不配合的,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,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
然而正是这一天,万历十八年(1590)正月初一,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,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
因为接下来,他说了这样一句话:
“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”
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,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,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
他所讲的事情,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,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,而这件事情,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:“争国本”。
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,万历既不能执政,也不能管事,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,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——娶老婆。
万历六年(1578),经李太后挑选,张居正认可,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,并册立为皇后。
不过对万历而言,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,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,什么偶然邂逅,自由恋爱都谈不上,某月某天,突然拉来一女的,无需吃饭看电影,就开始办手续,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,然后正式宣告,从今以后,她就是你的老婆了。
包办婚姻,纯粹的包办婚姻。
虽然是凑合婚姻,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,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。
万历皇后王氏,浙江人,属传统贤妻型,而且为人乖巧,定位明确,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,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,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,早请示晚汇报,把老太太伺候好了,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,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,喜欢在家里办公,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,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,一旦万历找不着了,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,何时、由何人送入,在生活上,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,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。
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,除了一个方面——她生不出儿子。
古人有云: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,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,但既然是古人云,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,生不出儿子,皇后也是白搭。于是万历九年(1581)的时候,在李太后的授意下,万历下达旨意:命令各地选取女子,以备挑选。
其实算起来,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,万历只有十四岁,到万历九年的时候,也才十七岁,连枪毙都没有资格,就逼着要儿子,似乎有点不地道,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,皇帝不是一般人,观念自然也要超前,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。
但旨意传下去,被张居正挡了回来,并且表示,此令绝不可行。
不要误会,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,不可行,是行不通。
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,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,便下断言:
如按此令下达,决然无人可挑。
俗话说,一入候门深似海,何况是宫门,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,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,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,谁也不乐意。
那些出身名门、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,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,恶心了皇帝大人,这个黑锅谁来背?
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,不能不找老婆,既要保证数量,也要确保质量,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,似乎也是勉为其难。
事情很难办,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,就没有办不了的事,他脑筋一转,加了几个字:原文是挑选入宫,大笔一挥,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。
事情就这么解决了,因为说到底,入不入宫,也是个成本问题,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,几十年没人管,实在不太值。在入宫前标明待遇,肯定级别,给人家个底线,自然就都来了。
这就是水平。
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,他苦心琢磨的这招,竟然还是没用上。
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,一天,万历闲来无事,去给李太后请安,完事后,准备洗把脸,就叫人打盘水来。
水端来了,万历一边洗着手,一边四处打量,打量来,打量去,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。
换在平常,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,现在不但看了,而且还越看越顺眼,顺眼了,就开始搭讪。
就搭讪的方式而言,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,无非是你贵姓,哪里人等等。但差异在于,小痞子搭完话,该干嘛还干嘛,皇帝就不同了。
几句话搭下来,万历感觉不错,于是乎头一热,就幸了。
皇帝非凡人,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,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,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不过万历还算厚道,临走时,赏赐她一副首饰,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,而是宫里的规定:但凡临幸,必赐礼物。
因为遵守这个规定,他后悔了很多年。
就万历而言,这是一件小事,皇帝嘛,幸了就幸了,感情是谈不上的,事实上,此人姓甚名谁,他都未必记得。
这个宫女姓王,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。因为在不久之后,王宫女意外地发现,自己怀孕了。
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,他非但不高兴,反而对此守口如瓶,绝口不提。
因为王宫女地位低,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,一时兴起而已,万历不打算认这帐,能拖多久是多久。
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,上朝可以拖,政务可以拖,怀孕拖到最后,是要出人命的。
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,最后,太后知道了。
于是,她叫来了万历,向他询问此事。
万历的答复是沉默,他沉默的样子,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。
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,一向颇有心得。当年如高拱、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,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。既然不说话,就接着问。
装哑巴是行不通了,万历随口打哈哈,就说没印象了,打算死不认账。
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,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,现场没有证人,即使有证人,也不敢出来(偷窥皇帝,是要命的)。
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,于是,她找来了证人。
这个证人的名字,叫内起居注。
在古代文书中,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。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,去了多少地方,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。
但起居注记载的,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,是大家都能看见的,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,就是内起居注。
内起居注记载的,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。比如去到哪里,和谁见面,干了些什么。当然,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,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,而是太监。所谓外表很天真,内心很暴力,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,基本都能搞清楚。
由于具有生理优势,太监可以出入后宫,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。
皇帝到哪里,就跟到哪里(当然,不宜太近),皇帝进去开始工作,太监在外面等着。等皇帝出来,就开始记录,某年某月某日,皇帝来到某后妃处,某时进,某时出,特此记录存入档案。
皇帝工作,太监记录,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,事实证明,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,且合理的。
因为后宫人太多,皇帝也不计数,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,可谓比比皆是。实际上,皇帝乱搞并不重要,重要的,是乱搞之后的结果。
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,生下了孩子,这就是龙种,要是儿子,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,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,对不上号,那就麻烦了。
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。
但这项工作,还有一个漏洞,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,只有皇帝、太监、后妃(宫女)三人在场。事后一旦有了孩子,后妃自然一口咬定,是皇帝干的,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,是不是自己干的。
最终的确定证据,就是太监的记录。但问题在于,太监也是人,也可能被人收买,如果后妃玩花样,或是皇帝不认账,太监也没有公信力。
所以宫中规定,皇帝工作完毕,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,而这件物品,就是证据。
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,翻到了那一页,交给了万历。
一切就此真相大白,万历只能低头认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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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是一种生活技巧,除个别二杆子外,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。
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,人类发展,该混就混,该干就干,只混不干的,叫做混混。
申时行不是混混,混只是他的手段,干才是他的目的。
一般说来,新官上任,总要烧三把火,搞点政绩,大干特干,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,就会惊奇地发现,他的大干,就是不干。他的作为,就是不作为。
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,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,因为在很多人看来,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,毫无理由反攻倒算。
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,因为这样干,是正确的。
考成法,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,工作指标层层落实,完不成轻则罢官,重则坐牢,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。
在很长时间里,这种明代的打考勤,发挥了极大效用,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,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。
但张先生并不知道,这种考成法,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。
比如朝廷规定,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,分配到浙江,是三十万,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(正五品),由其监督执行。
浙江司接到命令,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。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,限期收齐。
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,立马召集各级知府,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,限期收齐。
知县大人虽然官小,也不会自己动手,回衙门召集衙役,限期收齐。
最后干活的,就是衙役,他们就没办法了,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
明朝成立以来,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,就管理学而言,还算比较合理,搞了两百多年,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考成法一出来,事情就麻烦了。
原先中央下达命令,地方执行,就算执行不了,也好商量。三年一考核,灾荒大,刁民多,今年收不齐,不要紧,政策灵活掌握,明年努力,接着好好干。
考成法执行后,就不行了,给多少任务,你就得完成多少,短斤少两自己补上,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
这下就要了命了,衙役收不齐,连累知县,知县收不齐,连累知府,知府又连累布政使,一层层追究责任,大家同坐一条船,出了事谁也跑不掉。
与其自下而上垮台,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,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,不问理由,不问借口,必须完成任务。
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,布政使压知府,知府压知县,知县压衙役,衙役……,就只能压老百姓了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,上级压下级,下级压百姓。一般年景,也还能对付过去,要遇上个灾荒,那就惨了,衙役还是照样上门,说家里遭灾,他点头,说家里死人,他还点头,点完头该交还得交。揭不开锅也好,全家死绝也罢,收不上来官就没了,你说我收不收?
以上还算例行公事,到后来,事情越发恶劣。
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,工作完成越多,越快,评定就越好,升官就越快。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,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,也敢往大了报,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
可是朝廷不管那些,报了就得拿钱。于是挨家挨户地收,收不上来就逼,逼不出来就打,打急了就跑。而跑掉的这些人,就叫流民。
流民,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。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,这些人离开家乡,四处游荡,没有户籍,没有住所,也不办暂住证,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到万历中期,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。连当时的北京市郊,都盘踞着大量流民。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,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,都是家常便饭。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,十分难办。
而这些情况,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。
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,并开辟了大量田地,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,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。
废除考成法,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。虽然是改革,却不用怎么费力,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,没人帮他出头,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。
但下一次,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。
万历十八年(1590),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,遭遇埋伏,全军覆灭。下黑手的,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。
事情闹大了,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,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,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。所以消息传来,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,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非打不可了,堂堂大明朝,被人打了不还手,当缩头乌龟,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,连他都觉得没面子,力主出兵。
老板发话,群众支持,战争已是势在必行,然而此时,申时行站了出来,对皇帝说:
“不能打。”
在中国历史上,但凡国家有事,地方被占了,人被杀了,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,人人喊打,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,正义化身,然而其中别有奥秘:
临战之时,国仇家恨,慷慨激昂,大家都激动。在这个时候,跟着激动一把,可谓是毫无成本,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,还能落个名声,何乐而不为。
主和就不同了,甭管真假,大家都喊打,你偏不喊,脱离群众,群众就会把你踩死。
所以主战者未必勇,主和者未必怯。
主和的申时行,就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事实证明,他的主张十分正确。
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,并不是一般人,他的身份,是鞑靼的顺义王。
顺义王,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,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。但此人即不顺,也不义,好好的互市不干,整天对外扩张,还打算联合蒙古、西藏各部落,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。
对这号人,打是应该的。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,战争是政治的继续,打仗说穿了,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,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,何必要打呢?
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。
他敏锐地发现,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,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。
由各个部落组成,各有各的主张,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,压根不想打仗,如果贸然开战,想打的打了,不想打的也打了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分化瓦解才是上策。
所以申时行反对。
当然,以申时行的水平,公开反对这种事,他是不会干的。夜深人静,独自起草,秘密上交,事情干得滴水不漏。
万历接到奏疏,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,同意暂不动兵,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。
消息传开,一片哗然,但皇帝说不打,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。
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:我虽是朝廷首辅,但皇帝不同意,我也没办法。
仗是不用打了,但这事还没完。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,在边界集结重兵,也不大举进攻,每天就在那里蹲着。别的部落都不管,专打扯立克,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,抢了就跑。
这种打法毫无成本,且收益率极高,明军乐此不疲,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,实在撑不下去了,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,就这样,不用大动干戈,不费一兵一卒,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恢复了边境的和平。
虽然张居正死后,朝局十分复杂,帮派林立,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“混功”,应对自如,游刃有余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他不但自己能混,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,比如万历。
自从登基以来,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,一是处理政务,二是搞臭张居正,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两件事,其实是一件事。
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,当了二十六年的官,十年的皇帝(实际如此),名气比皇帝还大,虽然人死了,茶还烫的冒泡,所以不搞臭张居正,就搞不好政务。
但要干这件事,自己是无从动手的,必须找打手,万历很快发现,最好的打手,就是言官和大臣。
张居正时代,言官大臣都不吃香,被整得奄奄一息,现在万历决定,开闸,放狗。
事实上,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,如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等人,虽说下场不怎么样,但至少在工作期间,都尽到了狗的本分。
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,万历很高兴,看见申时行被牵连,万历也不悲伤,因为在他看来,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,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,免得他当首辅太久,再犯前任(张居正)的错误。
他解放言官大臣,指挥自若,是因为他认定,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。
然而他并不知道,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。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,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,只有一个区别:大妈是业余的,言官大臣是职业的。
大妈骂完街后,还得回家洗衣做饭,言官大臣骂完这个,就会骂下一个。所以,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,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,或是活着的申时行,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
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,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。
自从万历十五年(1587)起,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,经常是“偶有微疾”,开始还真是“偶有”,后来就变成常有,“微疾”也逐渐变成“头晕眼黑,力乏不兴”,总而言之,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。
必须说明的是,万历是不上朝,却并非不上班,事情还是要办,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,不想去单位,改在家里办公,除了不打考勤,少见几个人外,也没什么不同,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,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,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,要么是有意的污蔑。
在中国当皇帝,收益高,想要啥就有啥,但风险也大,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,只要是人就想要,但凡在位者,除了个把弱智外,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,见谁怀疑谁,今天这里搞阴谋,明天那里闹叛乱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,几天不看公文,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。
万历自然也不例外,事实上,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,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,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,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:
在他之前,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,费尽心力,日子过得极其辛苦,却依然是脑袋不保,而他几十年不上朝,谁都不见,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,你说这人厉不厉害?
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,在他们的世界观里,皇帝不但要办事,还要上班,哪怕屁事没有,你也得坐在那,这才叫皇帝。
万历自然不干,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,言官大臣也不干,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。此后的几十年里,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。
万历十四年(1586)十月,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。
当时的万历,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,只是偶尔罢工而已,就这样,也没躲过去。
第一个上书的,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,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,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,级别又低,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。
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,他之所以不满,不是皇帝不上朝,而是不祭祀。
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,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,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,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。
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,却被他搞得不正常。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,还学过医,有学问在身上,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,于是发挥专业特长,写就奇文一篇,送呈御览。
第二天,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,刚进去,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:
“卢洪春这厮!肆言惑众,沽名讪上,好生狂妄!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,着实打六十棍!革了职为民当差,永不叙用!”
以上言辞,系万历同志之原话,并无加工。
很久很久以前,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,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,也频频出现,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,有各种不同的解释,从这家伙、这小子、到这混蛋,这王八蛋,不一而同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两字不是好话,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,皇帝大人脱口而出,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这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,你看你也急。
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,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:
“陛下春秋鼎盛,精神强固,头晕眼黑之疾,皆非今日所宜有。”
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,确实是不对的,确实应该注意,到此打住,也就罢了。
可是担忧完,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:
“医家曰:气血虚弱,乃五劳七伤所致,肝虚则头晕目眩,肾虚则腰痛精泄。”
气血虚弱,肝虚肾虚,症状出来了,接着就是分析原因:
“以目前衽席之娱,而忘保身之术,其为患也深。”
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所谓衽席之娱,是指某方面的娱乐,相信大家都能理解,综合起来的意思是:
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,在我看来,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,不知收敛保养,如此下去,问题非常严重。
说这句话的,不是万历他妈,不是他老婆,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,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,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,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,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再不收拾他,就真算白活了。
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,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
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,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,言官们是不答应的;如果不处理,万历又不答应。
琢磨半天,想了个办法。
他连夜动笔,草拟了两道文书,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,严厉斥责卢洪春,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,上奏皇帝,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,就这么算了。
按照他的想法,两边都不得罪,两边都有交代。
事实证明,这是幻想。
首先发作的是万历。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,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,立即下令,即刻动手打屁股,不得延误。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,午门很大,多个人不嫌挤。
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,眼看自己要去垫背,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,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
言官们很惭愧。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,都敢上书,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,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,还有没有职业道德?
于是大家群情激奋,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,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,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,万历毫不退让,事实上,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:一旦让步,从宽处理了卢洪春,那所谓“喜欢某种娱乐,不注意身体”的黑锅,就算是背定了。
但驳回去一批,又来一批。言官们踊跃发言,热烈讨论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说白不说。
万历终于恼火了,他决定罚款,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,从犯八个月。
对言官而言,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在明代,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,有不同的方法:要折腾地方官,一般都是降职。罚工资没用,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,工资基本不动,罚光了都没事。
言官就不同了,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,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,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,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于是风波终于平息,大家都消停了。
但这只是表面现象,对此,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,他既不想得罪领导,又不想得罪同事,为实现安定团结,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,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,他逐渐意识到,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,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事实上,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,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,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。否则实在很难解释,整天在宫里呆着,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说起来,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。啥也不让干,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。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,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,革命成功,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,也解放了大家。火烧眉毛的事情(比如打仗,阴谋叛乱之类),看一看,批一批,其余的事,能不管就不管,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申时行很着急,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,于是他灵机一动,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,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,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文章大意是这样的:
皇帝陛下,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,经常头晕眼花(时作晕眩),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,您这是劳累所致啊!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,亲历亲为(一语双关,佩服),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,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,养气宁神(原文用词),好好保重身体。
高山仰止,自惭形秽之感,油然而生。
对于这封奏疏,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。他召见了申时行,表示明白他的苦心,良药虽然苦口,却能治病,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备感欣慰,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但这只是错觉,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
事实证明,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。因为一般人被人劝,多少还能改几天,他却是一点不改,每天继续加班加点,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
据说还变本加厉,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,陪着一起睡(同寝),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。
找太监这一段,史料多有记载,准确性说不好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,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既然不给脸面,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万历十七年十二月,明代,不,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!其作者,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雒于仁,字少泾,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清两代,陕西考试不大行,但人都比较实在。既不慷慨激昂,也不罗罗嗦嗦,说一句是一句,天王老子也敢顶。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,最得意的时候,上有皇帝撑腰,下有大臣抬轿。什么纪晓岚、刘墉,全都服服帖帖,老老实实靠边站,所谓“智斗”之类,大都是后人胡编的,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,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,文武百官都夸,王杰偏要顶两句,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,又抓不到他的把柄,也只能是“厌之而不能去”。(清史稿)
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,想什么说什么,从不怕得罪人,而且他的这个习惯,还有家族传统:
雒于仁的父亲,叫做雒遵,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,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,骂过冯保;张居正得势的时候,骂过谭纶(张居正的亲信),为人一向高傲,平生只佩服一人,名叫海瑞。
有这么个父亲,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。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,却世代不捞钱,穷日子过惯了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不怕罚工资,不怕降职,看不惯皇帝了,就要骂。随即一挥而就,写下奇文一篇,后世俗称为《酒色财气疏》。
该文主旨明确,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:
“陛下之恙,病在酒色财气者也,夫纵酒则溃胃,好色则耗精,贪财则乱神,尚气则损肝。”
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,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,什么病呢?你喜欢喝酒,喜欢玩女人,喜欢捞钱,还喜欢动怒耍威风,酒色财气样样俱全,自然就病了。
以上是全文的论点,接下来的篇幅,是论据,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,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,比较长,就不列举了。
综观此文,下笔之狠,骂法之全,真可谓是鬼哭狼嚎。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,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,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,应该可以瞑目了。
更缺德的是,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(农历)底送上去的,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,就开始骂,不停地骂,没日没夜地骂,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
骂过瘾后,就该办人了。
万历十八年(1590)正月初一,按照规矩,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。当然也不是真拜,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。但这一次,申时行刚准备走人,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
此时,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,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,不用言语就进了宫。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,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:(以下言语,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)
万历:先生看过奏本(指雒于仁的那份),说朕酒色财气,试为朕评一评。
申时行:……(还没说话,即被打断)
万历:“他说朕好酒,谁人不饮酒?……又说朕好色,偏宠贵妃郑氏(即著名的郑贵妃),朕只因郑氏勤劳……何曾有偏?”
喘口气,接着说:
“他说朕贪财……朕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天下之财皆朕之财!又说朕尚气……勇即是气,朕岂不知!人孰无气!”
这口气出完了,最后得出结论:
“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!”
申时行这才搭上话:
“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……(说到此处,又被打断)”
万历大喝一声:
“他就是出位沽名!”
申时行傻眼了,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,从未见过这幅场景,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,越说越激动,唾沫星子横飞,这样下去,恐怕要出大事。
于是他闭上了嘴,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。
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,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,琢磨片刻,稀泥和好了。
“他(指雒于仁)确实是为了出名(先打底),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,却恰恰帮他成了名,反损皇上圣德啊!”
“如果皇上宽容,不和他去一般见识,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(继续戴高帽)!”
在这堆稀泥面前,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:
“这也说得是,如果和他计较,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,而是损了朕的气度!”
上钩了,再加最后一句:
“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,何所不容!”(圆满收工)
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话说到这,事情基本就算完了,申时行定定神,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,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他决定趁此机会,解决此事。
然而他正准备开口,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:
“朕气他不过,必须重处!”
万历到底是年轻人,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,依然不肯干休,这会回过味来,又绕回去了。
这事还他娘没完了,申时行头疼不已,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,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在这关键的时刻,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,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:
“陛下,此奏本(雒于仁)原本就是讹传,如果要重处雒于仁,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,反而做了实话啊!”
利害关系说完,接下来该掏心窝了:
“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,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(内阁)
惩处(学名:留中),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,陛下您胸襟宽容,实在是超越千古啊(马屁与说理相结合)。”
“所以以臣等愚见,陛下不用处置此事,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,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,传之后世,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,是大大的好事啊!”
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,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,所谓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在我看来,申时行做到了。
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,他话刚讲完,万历又是一声大吼:
“如何设法处他?只是气他不过!”
好话说一堆,还这么个态度,那就不客气了:
“此本不可发出,也无他法处之,还望皇上宽恕,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(即大理寺高级官员),使之去任可也。”
这意思就是,老子不和稀泥了,明白告诉你,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,也没办法处理,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,把这人免职了事,你别再闹了,闹也没用。
很明显,万历虽然在气头上,却还是很识趣的,他清楚,目前形势下,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,半天一言不发。申时行明白,这是默认。
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,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,青史留名,却既没掉脑袋,也没有挨板子,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
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,言官就是混蛋,此后的几十年里,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
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,他保护了卢洪春、保护了雒于仁,安抚了言官大臣,也没有得罪皇帝,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,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
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,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,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,他都应付自如,七年间,上哄皇帝,下抚大臣,即使有个把不识趣、不配合的,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,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
然而正是这一天,万历十八年(1590)正月初一,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,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
因为接下来,他说了这样一句话:
“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”
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,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,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
他所讲的事情,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,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,而这件事情,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:“争国本”。
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,万历既不能执政,也不能管事,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,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——娶老婆。
万历六年(1578),经李太后挑选,张居正认可,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,并册立为皇后。
不过对万历而言,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,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,什么偶然邂逅,自由恋爱都谈不上,某月某天,突然拉来一女的,无需吃饭看电影,就开始办手续,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,然后正式宣告,从今以后,她就是你的老婆了。
包办婚姻,纯粹的包办婚姻。
虽然是凑合婚姻,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,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。
万历皇后王氏,浙江人,属传统贤妻型,而且为人乖巧,定位明确,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,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,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,早请示晚汇报,把老太太伺候好了,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,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,喜欢在家里办公,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,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,一旦万历找不着了,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,何时、由何人送入,在生活上,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,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。
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,除了一个方面——她生不出儿子。
古人有云: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,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,但既然是古人云,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,生不出儿子,皇后也是白搭。于是万历九年(1581)的时候,在李太后的授意下,万历下达旨意:命令各地选取女子,以备挑选。
其实算起来,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,万历只有十四岁,到万历九年的时候,也才十七岁,连枪毙都没有资格,就逼着要儿子,似乎有点不地道,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,皇帝不是一般人,观念自然也要超前,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。
但旨意传下去,被张居正挡了回来,并且表示,此令绝不可行。
不要误会,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,不可行,是行不通。
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,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,便下断言:
如按此令下达,决然无人可挑。
俗话说,一入候门深似海,何况是宫门,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,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,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,谁也不乐意。
那些出身名门、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,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,恶心了皇帝大人,这个黑锅谁来背?
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,不能不找老婆,既要保证数量,也要确保质量,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,似乎也是勉为其难。
事情很难办,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,就没有办不了的事,他脑筋一转,加了几个字:原文是挑选入宫,大笔一挥,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。
事情就这么解决了,因为说到底,入不入宫,也是个成本问题,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,几十年没人管,实在不太值。在入宫前标明待遇,肯定级别,给人家个底线,自然就都来了。
这就是水平。
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,他苦心琢磨的这招,竟然还是没用上。
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,一天,万历闲来无事,去给李太后请安,完事后,准备洗把脸,就叫人打盘水来。
水端来了,万历一边洗着手,一边四处打量,打量来,打量去,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。
换在平常,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,现在不但看了,而且还越看越顺眼,顺眼了,就开始搭讪。
就搭讪的方式而言,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,无非是你贵姓,哪里人等等。但差异在于,小痞子搭完话,该干嘛还干嘛,皇帝就不同了。
几句话搭下来,万历感觉不错,于是乎头一热,就幸了。
皇帝非凡人,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,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,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不过万历还算厚道,临走时,赏赐她一副首饰,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,而是宫里的规定:但凡临幸,必赐礼物。
因为遵守这个规定,他后悔了很多年。
就万历而言,这是一件小事,皇帝嘛,幸了就幸了,感情是谈不上的,事实上,此人姓甚名谁,他都未必记得。
这个宫女姓王,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。因为在不久之后,王宫女意外地发现,自己怀孕了。
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,他非但不高兴,反而对此守口如瓶,绝口不提。
因为王宫女地位低,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,一时兴起而已,万历不打算认这帐,能拖多久是多久。
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,上朝可以拖,政务可以拖,怀孕拖到最后,是要出人命的。
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,最后,太后知道了。
于是,她叫来了万历,向他询问此事。
万历的答复是沉默,他沉默的样子,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。
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,一向颇有心得。当年如高拱、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,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。既然不说话,就接着问。
装哑巴是行不通了,万历随口打哈哈,就说没印象了,打算死不认账。
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,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,现场没有证人,即使有证人,也不敢出来(偷窥皇帝,是要命的)。
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,于是,她找来了证人。
这个证人的名字,叫内起居注。
在古代文书中,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。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,去了多少地方,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。
但起居注记载的,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,是大家都能看见的,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,就是内起居注。
内起居注记载的,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。比如去到哪里,和谁见面,干了些什么。当然,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,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,而是太监。所谓外表很天真,内心很暴力,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,基本都能搞清楚。
由于具有生理优势,太监可以出入后宫,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。
皇帝到哪里,就跟到哪里(当然,不宜太近),皇帝进去开始工作,太监在外面等着。等皇帝出来,就开始记录,某年某月某日,皇帝来到某后妃处,某时进,某时出,特此记录存入档案。
皇帝工作,太监记录,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,事实证明,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,且合理的。
因为后宫人太多,皇帝也不计数,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,可谓比比皆是。实际上,皇帝乱搞并不重要,重要的,是乱搞之后的结果。
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,生下了孩子,这就是龙种,要是儿子,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,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,对不上号,那就麻烦了。
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。
但这项工作,还有一个漏洞,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,只有皇帝、太监、后妃(宫女)三人在场。事后一旦有了孩子,后妃自然一口咬定,是皇帝干的,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,是不是自己干的。
最终的确定证据,就是太监的记录。但问题在于,太监也是人,也可能被人收买,如果后妃玩花样,或是皇帝不认账,太监也没有公信力。
所以宫中规定,皇帝工作完毕,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,而这件物品,就是证据。
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,翻到了那一页,交给了万历。
一切就此真相大白,万历只能低头认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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